四川启动地震应急三级响应

内容摘要：　坚持国与国之间和平、民主、平等的原则，强调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

坚持国与国之间和平、民主、平等的原则，强调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

而在法治化的治理中，决策者依照程序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看起来比较费事费时，但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而决策失误是最严重的负效率。最近几年频频曝光的官二代、官三代违规担任公职和领导干部的事件在媒体上被广泛议论，根源就在于它们破坏了机会公平、平等竞争的底线，泯灭了其他竞争者脱颖而出的梦想和预期，触动了广大平民百姓渴望机会公平的神经。

这套制度体系，从治理主体角度，包括有关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民及其代表大会（代表人民统一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人民政协、社会组织等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的制度。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主张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正是通过宪法，国家治理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获得了最高的法律效力、政治效力和社会效力，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神圣性。[5]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国家治理与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关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公共治理的优势，一是它更加充分地将民主理念和民主机理融入到国家治理当中，最大限度地吸收公众参与，扩大公民及其组织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24]二是形式正义的法治。既必须长远规划，又必须切实可行，应当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进行。

司法权的行政化运作和司法体制、职务保障总体上以行政管理为主，在多年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全省司法机关人财物保障相对有力。如法院知识产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组织和案件集中管理的专门化，明确审判监督组织的职能范围，理顺行政、民商事案件的执行体制等。以案件质量为核心、以预防和纠正错案为底线，上级司法机关要完善对司法工作的科学的绩效考评制、严格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加强对以办案优质高效为主要内容的下级司法活动的监督指导，保证执法办案的公平公正、标准的同质统一。

虽然两高对各自范围内的法律适用问题都有作出司法解释的权力，但是我国的司法构造决定了大多数司法案件都涉及两大司法机关司法权的行使，因此加强两高共同的司法解释对于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整体有序推进至关重要。如关于预防和纠正错案的意见中，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侦查中存在饿、冻、烤、晒、疲等情况，侦查获取的证据适用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意见中并没有类似明确的表述，这必然造成实践中适用法律的困难。

最后，鉴于我省是经济发达地区，法治的文化和基础良好，特别是省委多年来倾力推动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建设，已经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制定了我省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检察机关应当探索合议制和独任制检察官为基础的办案组织形式，人民法院要完善合议庭和独任制审判员为基础的办案组织形式。所谓程序的正当性是指可以让当事人看得到的显性的诉讼程序，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依法可以在任何诉讼中自由行使，并给予法律的保障。【注】作者为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国家检察官学院浙江分院院长。

进入专题： 司法体制 改革 。省以下的司法机关承担着绝大多数诉讼案件的办理，就是要进入最高司法机关程序的诉讼案件一般也先要通过省以下司法机关的办案程序或依靠地方司法机关的配合、执行。长期以来，受我国司法机关脱胎于行政机关的历史传统影响，受外部行政化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国司法机关自上而下的管理行政化色彩十分浓厚，以办案为中心的司法权的配置、行使司法权的组织和司法权的运行程序等行政化倾向十分严重。在法制统一的国家中，这样零乱的司法政策对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的确立是不利的，应当认真加以清理，使司法政策与国家法律和司法体制改革保持内在的一致性。

当然，因国情不同各国的司法管理体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国情化是构建一国司法管理体制的立足点。我们认为，司法体制改革中有很多涉及两机关案件办理的职能确定和程序对接问题，要使法院、检察院司法活动的紧密度更高，应当以公平正义的目标、以司法的大平台为基础加大共同司法解释的力度，保证司法体制改革在法院、检察院执行上的同质性和同步性。

总之，两大司法机关都应当在司法共同体的立场上以一种声音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法制化。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形势下，法院、检察院应当构建符合宪法地位和法定职能、符合诉讼规律和司法属性的新型的和谐的司法关系，这种新型和谐的司法关系在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整体性、协同型和制衡型。

如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法院、检察院都普遍面临案件实体终结、程序终局后的出口畅通问题，就应当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建立与有关部门的法定化的工作衔接机制，防止这些案件相互推诿继续在诉讼领域内无序流转。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加强对诉讼各环节的依法监督，特别是要探索对合议庭评议案件、延期宣判案件、超期羁押案件和再审案件的法律监督。一切在法律上必须公开的司法规范、办案程序、法律文书必须向当事人、向社会公开，包括确有必要提请检察委员会、审判委员会讨论和向上级司法机关请示的案件的程序和期限也应当向当事人公开。公开审判的案件应当坚持当庭宣判为原则，确需要延期宣判的也应当在庭审结束后明确告知当事人择日宣判的原因和宣判的准确日期。建立吸收社会有关人员共同组成法官、检察官选任委员会、惩戒委员会，使司法人员的管理专门化与社会化相结合。为此，应从健全司法权组织、完善司法权运行、加强司法权监督来增强执法办案的司法性，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

由于我国区域差异性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案件分布不均匀，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很多方面要与各省的情况相结合，加之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果上升到法制化会有一个过程，因而司法政策在指导司法实践中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司法权的配置以及司法权的运行，还是司法公开，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健全错案的预防、纠正、责任追究等，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最终要走向法治化。

而两高的司法解释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司法机关可以自主决断的改革方案重要的法制化途径，也是很多司法体制改革中属于中央事权决策后最终走向立法完善的一个前奏，这种上接司法体制改革顶层设计、下接司法体制改革实践探索的司法解释其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所无法替代的。鉴于我国的司法机关是法院、检察院共同构成的国情特色，同时两大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空间主要在诉讼领域，彼此是紧密型的司法伙伴，因此在司法体制改革落地过程中既要从审判权、检察权各自的特殊性出发对本系统自上而下精心谋划。

要适应网络社会的要求，虚心接受自媒体时代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和评价，让司法公开性与监督性走向更大的社会舞台。又如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调解、民事执行活动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监督，但是法院系统仍然按照该法修改前的两家联合的司法解释来执行，范围十分有限，检察机关对此的法律监督苍白无力。

地方化是影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重大的体制因素，严重影响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严重妨碍司法的公平正义。法院、检察院的司法改革涉及其他政法机关的改革内容也应从司法共同体的角度统筹谋划，保证司法改革成为共同的使命和共同的追求，让改革动力和活力充分显现在司法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程序性是司法的重要特征，司法不仅要以程序来规范和约束，还必须注重程序的正当性。要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关于检察长不同意多数委员的意见可以将讨论的事项延缓表决或报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上级检察机关决定的规定，从司法属性上真正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法律原则。

检察机关在检察环节终结的案件，应当坚持公开审查制和听证制，保证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有表达自己诉求和意见的充分、平等的机会。法院、检察院为全面深化改革服务虽然有职能上的差异，但主要方面是一致的，涉及对重大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的政策尽可能统一两家的司法政策，避免各行其是带来理解、执行上的困难，产生消极的影响。

畅通从律师、法学专业人员中选拔高级法官、检察官的途径。十余年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已经为协同推进司法改革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二、关于司法权运作增强司法性问题 司法机关的执法办案的本质是司法活动，司法性是司法机关行使职权有别于其他国家机关的最显著特征。1.协同推进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

这应当是共同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接地气、见成效、形成合力的应有的认识基础。司法体制改革不仅是政策上需要顶层设计，而且很多方面必须在立法上加以确认和完善。严格法官、检察官规模，明确不同审级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实行独立的司法职业化管理和职业化保障。在强大的地方权力和利益面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像一只无形的手在司法领域内时隐时显，地方司法机关难以以自身的一己之力在司法活动中去地方化，甚至会违心作出一些突破法律底线、明显不公的裁判，从而动摇国家司法应有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包括省级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上的统一管理，司法人员的职业化、分类管理等属于中央事权的改革内容可以早些试点，积累经验。就检察机关而言，办案组织没有法定化，整个办案程序以行政式由下而上流转为主，业务部门名称五花八门，业务部门负责人以行政程序任免，没有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任命程序。

如司法体制改革中必须加强权力机关对司法权运行的法律监督，应当共同研究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对司法活动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主要方式、监督效力等，完善司法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监督的法律制度。司法机关内部办案的承上启下仅仅是程序上、手续的对接，非法定程序不存在后一环节对前端环节认定案件随意的否定。

党的领导是我国司法改革和司法工作的基本的政治保障和政治优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是我国司法改革和司法工作的基本的法治保障和法治优势。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不是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国家权力结构下的司法独立的管理体制，而是在党的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司法机关自身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其主要目的是强化司法权的国家权力属性，通过减少司法的地方化，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